近来看到胡木英等人的回忆延安中央托儿所、洛杉矶托儿所的作品，我作为延安保育院创始人之一——曹和静的亲属，感动之余，将以下回忆作为补充。
　　曹和静是我母亲的亲姐姐，我的亲姨。当年从中央总卫生处奉调组建中央托儿所。关于这一段历史，我小时候并不清楚，退伍回京后，已经很难与她交流了，只能依靠别人的回忆。
　　胡木英等人的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
　　傅连暲对丑子冈说：“前几天，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成立了一个关怀儿童领导小组，由林伯渠、王首道、康克清、张琴秋和我组成；并决定以中央总卫生处为主办单位，筹建中央托儿所。但有个难题不好解决。就是谁出任所长，谁来挑这副担子呢？康大姐的意思还是由你出来挑这个头，来当这个所长。你筹办第一保育院很有成效，她很称赞。”
　　“中央办公厅那六间窑洞给你，曹和静同志当你的助手，再给你调几个年轻的女同志。那个地方离延河近，用水方便，就是偏僻点，一定要当心狼。”
　　过了几天，傅连暲派了祁月娥、任小英、张凤云、杨翠花等人到王家坪找丑子冈报到。中央托儿所成立后，迎来了第一批小主人。他们是：罗小金(李铁映)、毛娇娇(李敏)、贾丽丽、谢定定、王苏云、傅维芳、小胖，一共7个孩子。这7个孩子来自四面八方，有城里的，也有乡村的；有前线的，也有后方的。他们的父母都在我们党内做着重要的领导工作，整日扑在工作第一线上，根本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
　　罗小金等7个最早的孩子来托儿所时，托儿所的条件还非常差。因为是初办，一没经验，二没条件，一切都靠大家摸索，靠大家去努力。最初照看罗小金的阿姨曹和静担任过中央托儿所的负责人，后来组织上为了加强力量，又调来了丑子冈同志任中央托儿所所长，曹和静同志任副所长并担任文化教员。
　　曹和静一直照看罗小金，从小金的母亲离开延安赴苏联留学，她就承担了小金母亲的工作，尽全力照看小金。到托儿所后，小金也大点了，曹和静又带了一个大班。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两点：
　　一是曹和静的职务变化是：最早的中央托儿所负责人，负责罗小金(李铁映)等几个个孩子，其中主要负责照看罗小金(李铁映)；丑子冈曾筹办第一保育院，后被调到中央托儿所任所长，曹和静任副所长并担任文化教员。后来成立洛杉矶托儿所的时候，又有沈元晖任所长，丑子冈任副所长的记载。曹和静此时的职务是洛杉矶托儿所政治协理员、党支部书记，也是后任所长沈元晖的入党介绍人。

　　怀念延安保育院创始人之一曹和静“洛杉矶托儿所”创始人之一曹和静与孩子小文在一起（资料照片 原文如此）二是“曹和静”的本名应为“曹和瀞”。我母亲家是个大家族，我姥爷是个前清秀才，在济宁当地算是有头脸的人，育有五男二女，多受过新式高等教育。但是家中早年参加革命队伍的，只有曹和瀞和我母亲姐妹俩人。1938年曹和瀞从故乡济宁奔赴延安。我母亲是师范毕业后，于1946年在济宁入伍，曾任二野一纵文工团员和文化教员。母亲家族兄妹7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带三点水，分别是：和灏、和浵、和瀞、和淇、和溶（我母亲，参军后改名曹涵）、和汾、和濂。参加革命后，姨姨的自己的名字由“曹和瀞”改为“曹和静”。

　　怀念延安保育院创始人之一曹和静延安时期的曹和静关于我姨曹和静在延安中央托儿所的经历，散见各种版本的回忆录，摘编如下：
　　“我父亲把我从老百姓家中要回来后，曹和静阿姨带了我一段时间后，就把我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到保育院后，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就是把百日咳传给了他们，很多孩子纷纷住院，我也住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后，我就没有再回去，然后就到了洛杉矶托儿所。”
　　-----摘自李铁映本人回忆
　　小金从小很少得到母爱，这使他很独立，不像有父母溺爱的娇宝宝可以任意撒娇，他从小便表现出明显的坚强与独立，有事自己拿主意，做游戏要当头。他很调皮，但也很有办法、有组织力。当时托儿所正是初建阶段，还没有什么玩具，他便领着小朋友们翻过带尖的木栏杆，从窑洞前的土坡上滑下去，爬上来，自制土滑梯。小金的举动，把老师们都吓坏丁，认为这很危险，便制止了他。可没想到，老师这边制止，他那边又开始折腾。小金在土坡上爬上爬下时，样子很兴奋，两只小胳膊举得很高，在胸前不断挥舞，嘴里还“嘿呦、嘿呦”地喊着什么，一副小淘气的模样。
　　照顾小金的老师曹和静，把这个问题反映到了所长丑子冈那里。她十分担心，怕小金这样下去摔坏了，出了问题，她可负不起责任。曹和静是一位文静秀气的女孩子，人缘很好，年龄也不大，十七八岁的样子。她被上级指定照管小金。
　　听了曹和静的汇报，丑子冈跑出了窑洞，来到了土坡前。可不是，小金正领着孩子们玩得起劲呢。他的身后一串小尾巴，个个小脸通红。这又冒险又刺激的活动，使他们既兴奋又得意。
　　“小金，回来，”丑子冈喊着。
　　“不，我们还要玩呢。”小金倔犟地说。
　　“回来，都给我回来，老师有话说。”丑子冈又喊道，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小金低头想了一会儿，冲小朋友们喊：“走，回去看看。”
　　孩子们费劲地爬上了土坡，来到了丑子冈面前。大概是玩得兴奋了，孩子们的额头上渗满了汗珠，衣服上滚满了黄土。小金身上最脏，不光沾满了土，还和了泥，他的袖口上鼻涕与黄土混在一起，成了泥浆子。早晨洗得白白净净的脸现在左一道，右一道，看上去像个偷吃的小花猫。看着孩子们这副模样，丑子冈又气又疼，她一边给孩子们拍打身上的尘土，一边给孩子们讲着道理。
　　“土坡又高又陡，很危险，万一从上面摔下来，会摔坏胳膊腿，还会摔破头。”
　　“土很脏，里面有各种细菌，沾到手上，吃到肚子里，就会生病，肚子疼，长虫子，还要打针，吃药，你们愿意吗?”
　　几个小家伙摇摇头，表示不愿意，只有小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冲着老师做怪相。老师领走了其他几个孩子，只剩下小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小金，你说，你今天做得对吗?”丑子冈严肃地问道。
　　“……”小金没有回答，抬起头望了望丑子冈，眼睛中那调皮的神情还没有散尽。
　　“小金，在所里，你是最大的一个孩子，要多听老师的话，帮助老师照顾好其他小弟弟、小妹妹，怎么能自己随便带着他们跑出来玩?还滑土坡，多危险啊?你父亲把你交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带好你，出了事，老师怎么向你父亲交代?你母亲又不在，老师更要加倍爱护你，懂吗?”
　　大概是丑子冈的话，打动了这个五六岁孩子的心。他终于点了点头。
　　“丑妈妈，我再不敢了。”小金说。
　　“好孩子，乖孩子，丑妈妈晚上给你煮枣吃。”丑子冈把小金搂在怀里，疼爱地抚摸着他的头。丑子冈对这个从小没有母亲疼爱的孩子，多了层母爱，她把小金当做亲生儿子一样，时时处处地关心照顾他，尽管组织上让曹和静在生活上照顾小金，可她总是不放心，总要问这问那的，生怕冷落了他。
　　李铁映成了老妈妈们值得自豪的孩子，他在党和国家各个重要工作岗位上辛勤地工作，他的成绩有目共睹。李铁映从没有忘记经常去探望从小养育过他的老妈妈，不论工作多么忙，他都会抽时间去看她们。当年他在辽宁省委工作时，一位同志去看他时谈到了当年在延安曾照看过他的曹和静阿姨，说该去看看她。李铁映听后马上去寻找曹和静。听说曹和静在“文革”中受到了刺激，20世纪80年代病逝，李铁映的心情十分难过。
　　-----摘自李铁映和延安保育院的妈妈们

　　怀念延安保育院创始人之一曹和静李铁映与曹和静之女张晓唯

      怀念延安保育院创始人之一曹和静李铁映与部分延安保育院工作人员后代合影（左一曹和静之女、左三沈元晖之女、左四丑子冈之女）几乎所有人都来到了华北的窑洞，大家被这一意外的事件惊呆了。丑子冈来到了华北的小床前，她怎么也不相信，这个胖乎乎的小华北竟会被人这么残忍地害死。昨天还在给她洗澡，昨天还在她粉嘟嘟的小脸蛋上亲吻。
　　照看华北的保育员哭起来，埋怨自己没有照看好小华北。
　　昨晚值班的两个保育员也伤心之极，她们怎么也没想到，几十分钟的疏忽，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托儿所的工作人员都难过地流着眼泪，华北这孩子是他们看着长大的，从几个月就来到托儿所，这才刚刚过了她6周岁的生日。
　　丑子冈强压下心中巨大的悲哀，抹去了眼角的泪水，一字一句地下达着命令：“周桂枝、曹和静保护现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其他同志各回各的岗位，照看好孩子，不能有丝毫疏忽，不许再发生任何问题。”
　　华北安静地躺在床上，身上穿了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花衣服，这是托儿所的保育员曹和静与周桂枝给她穿的，华北平时很喜欢这套衣 服，6岁的女孩子已经开始懂得美。
　　刘伯承轻轻揭开了盖在女儿身上的白布单，又看到了那张熟悉的小脸蛋，不同的是，与以往相比，这张小脸蛋，苍白得像张纸。
　　——摘自刘伯承死不瞑目的一件事：女儿华北被害之谜周副主席说：“好哇！”回过头，“主席，让孩子们演个秧歌剧给咱们看看吧。”毛主席鼓掌说：“好，来！我们大家欢迎。”
　　左太北报幕：“下面汇报演出的是我们托儿所自编、自演、自导的新秧歌剧‘隆咕隆咚一隆咚’”。
　　赵凤钦起调：“预备———唱！”
　　两排男女娃娃共12个人，边扭边唱起来：
　　隆咕隆咚一隆咚，今年春节热哄哄。旧社会世界属大人，延安天地属儿童。隆咕隆咚一隆咚，拜年会上乐融融。敬祝父辈放宽心，小孩儿能做大事情。隆咕隆咚一隆咚，儿童乐园无老翁。互教互学手牵手，老翁个个变儿童。隆咕隆咚一隆咚，学做合一多用功。拿起镰刀和斧头，创造世界早大同。
　　清脆的童音，优美的动作，天真的微笑，令毛主席、周副主席十分高兴，在场的大人们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有个战士高声喊：“再来一个好不好？”在一片的喊好声中掌声更加热烈了。看来，孩子们是有所准备的，不一会儿曹和静老师和杨翠花阿姨又带一群孩子上场了。这次大概有二三十个，孩子们大大方方站在人群中间，一点也不拘束、不认生。
　　曹和静老师用嘴伴奏：“锵，锵，嘁锵嘁；锵锵，锵锵，嘁锵嘁……”杨翠花阿姨随着节拍带领孩子们扭起来。孩子们边扭边齐声唱：
　　‘黄土地，洛杉矶，东西半球隔万里。同一天，共一地，保卫和平齐比翼。我们抗击小日本，你们援助是正理。““宋庆龄妈妈说得好，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你自己。宋庆龄妈妈说得好，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你自己。”
　　毛主席看完孩子们的秧歌，欣慰地拍手向阿姨们致意。
　　——摘自《回眸延安中央托儿所》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月 翟明战胡木英等编著怀念延安保育院创始人之一曹和静1943年，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在演节目这些诗歌和文艺节目是否出自我姨曹和静之手，不得而知，但是据我了解，她应该是当时托儿所工作人员中文化程度较高的。
　　在我的心目中，姨极其善良温柔。我父亲去世早，母亲拉扯我们兄弟四个很是困难。姨姨自己有三个孩子，加上我们四个，六男一女，养育的困难可想而知。姨姨一有空闲，总是到我们家里帮助操持家务，里里外外忙个不停。教育淘气的男孩子们，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大概是从延安养成的习惯吧，她总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我从未听到过她大声说话，也没有看到她发脾气。我总是觉得像姨这样柔弱善良的人，是不可能胜任领导工作的。回顾前面提到的洛杉矶托儿所领导变化的情况，可能她能够胜任的工作，就是耐心细致地教育小孩。那个时代，领导职务没有任何特权，只意味着责任。作为共产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没有二话。
　　文革十年，姨家遭受了很大的灾难。姨父张仁从也是抗战时期入伍的，他参军后，也曾在延安总卫生处任职，49年以后在中央卫生部任职，后调往上海，曾任上海市医药管理局经理、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化工局副局长、60年代调回北京，任对外经委某局副局长。
　　文革开始后，姨父张仁从被打成516份子，夫妻被发往河南罗山五七干校。全家从1964年姨姨响应国家号召，把15岁的长子张小沙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然后是次子张小龙去山西插队、幼女张小唯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自此，全家天各一方。
　　在河南干校，对姨他们夫妻俩的批斗不停地进行。对于这段历史，《外经委文革纪事》是这样记载的：
　　“军管小组来以前，（保方毅一派的）群众组织“兵团”中某些人因张仁从批判方毅而把其关在司机班办公室，把他的头放在烤火炉上熏烤，同时用木棒拷打他腰部以下部位，使其腰部以下皮下出血。使张不能坐也不能卧。总理联络员知情后，命令“兵团”停止拷打。
　　军管小组来以后，又以516后台的名义把张仁从关起来，关在一个孤立的小山头的牛棚里（笔者注：外经委干校校部往南约三里的一连牛棚），与群众驻地相隔很远。监管人员是徐XX、薛XX等。张是当时的重点，天天批斗、审讯，搞些什么名堂，外界是不得而知的。有一天宣布其自杀。传言，张仁从用右手割左颈动脉死亡。早上见张不起床，掀开被子才发现其死亡。后经罗山县法医检验为自杀。通知其妻子（曹和静）看，其妻悲痛欲绝，没有看。就叫被监管分子杨杰超等人用破布简单包一包，浅埋了。后被野狗挖出来吃了。”
　　XXX当时（当时12岁）听说：张仁从是把刮胡子的刀片夹在毛主席语录里，露出刀刃，刎颈自杀的。（印象很深，将近40年，一直未忘。）革命多年的姨不能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她烧毁了一切与姨父有关的东西，表示与“反革命”一刀两断，同时又极其怀念彼此相濡以沫的一生。巨大的心理矛盾使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表现出高度的抑郁。
　　姨因为生病，回到北京，因为子女不在身边，就住在我家。但是军营里战士们每天出操的口号声却无意中刺痛了她。每当士兵们的脚步和口号响起，姨立即蜷缩到墙角，嘴里嘟囔说：“又来抓我了，又来抓我了”。
　　再往后，姨的状况越来越差，出门一趟就忘了回家的路，害得我们两家人满北京城到处寻找。再往后，几乎不能自理生活。次子张小龙从山西回京照顾，还专门雇人协助，却无奈地更换了无数保姆。不是辞退，而是没人愿意。
　　姨的满口的牙全部掉光了，每天只能吃些稀粥或烂面条。她只会机械地执行命令，吃饭、上厕所、睡觉……。坐在马桶上解手，不叫起来，就一直坐着。有时闹脾气，不肯认真吃饭或睡觉，我们就必须拿出“杀手锏”：
　　“曹和静你不是共产党员！”
　　“我是！”
　　“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
　　姨于是乖乖地吃饭了。
　　文革结束，当时的外经贸部在为姨夫张仁从落实政策的问题上拖了很久。于是，我们两家的孩子开始活动，将一沓厚厚的申诉材料通过荣高棠的儿子荣乐弟直接递给了胡耀邦。三天后，胡耀邦做了批示。1979年1月26日时任外经贸部长的陈慕华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给张仁从彻底平反。至此，时间整整过去11年。其后，姨在新疆16年的长子一家四口，落实政策从新疆调回，在外贸部干校安排了工作；在山西插队11年的次子夫妻按政策返京（其妻的父母也在文革中双双自杀身亡，至死拥抱在一起）；在黑龙江建设兵团11年的幼女病退回京。
　　然而，这一切，姨是否清楚，不得而知。姨的晚年是高度痴呆的，她已经不认识我母亲——自己的亲妹妹，也不认识自己的子女，她唯一知道的就是：“我是共产党员”。
　　在给姨夫张仁从落实政策时，外经贸部询问家属还有什么要求，子女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去河南干校找寻父亲的遗体。知情者明白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于是反复作了家属的工作，此事算过去了。在姨夫张仁从的追悼会上，摆放的是空空的骨灰盒。
　　我注意到姨夫张仁从自杀的方式与众不同，是用毛主席语录本夹着刮胡刀片切断的颈动脉。很明显，他是学医出身，曾经以自己的医药知识为抗日和解放事业贡献终身。
　　他想告诉人们什么呢？
　　1980年，姨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八宝山的追悼会上，康克卿阿姨赠送的花篮摆放在正中。延安保育院的战友们也敬献了花圈。而真正让我感动的，是一群比我年长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也来了。——他们是当年延安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从全国各地而来，他们在互相打量、猜测，试图从记忆中寻找儿时的同学和同伴的面孔。不时爆发出一阵惊呼——他们之间，有的已经40年没见过面了！
　　我想：这大概是文革之后，红色摇篮里的孩子们首次大规模的聚会，他们是为了自己艰苦快乐童年的记忆，更为了祭奠一个的儿时的老师和阿姨，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怀念延安保育院创始人之一曹和静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60多位“红二代”齐聚陕西延安，在他们当年生活过的延安保育院的旧址前举行升旗仪式补释一延安中央总卫生处：
　　长征结束后，为加强中央机关和学校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央调傅连暲组建中央总卫生处，并任处长。当时延安医务人员非常缺乏，总卫生处初建时，傅连暲手下仅有１名医生、１名护士、１名司药。既要巡诊、又要门诊，还有三间病房，收容急症病人。面对中央机关上万干部和学员，这样的局面怎么能适应呢？于是，傅连暲向党中央提出建议：组建一所中央医院。
　　１９３９年４月，中央同意了傅连暲的建议，并指示由他负责，会同外科大夫何穆，一起筹建中央医院。
　　后来，何穆领着两位工人，找到了位于中央政治局、陕北公学与中央保育院之间的李家瓜村旁一个山沟口的向阳山坡，决定就在这里打窑洞，建造医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施工，医院的４０多个窑洞就挖建好了。
　　９月，中央医院的房屋建设和设施已初具规模，党中央任命傅连暲兼中央医院院长。为了使中央机关患病的干部能早日得到治疗，傅连暲决定，一面继续医院建设，一边开始收治病人。
　　９月下旬，何穆受领导之托，去重庆大后方招募一批愿意到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医务人员，并采购医疗器材。临行前，李富春让何穆带一封亲笔信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要他为何穆去香港采购医疗器材寻找机会，作好安排。
　　这时，傅连暲也在抓紧为医院的正式运转抽调人员，广罗人才。他首先派郁彬担任护士长，并协助何穆工作。又向中央组织部建议：从八路军军医院调来医务主任魏一斋，医生邵达、刘允中；从边区医院调来妇产科主任金茂岳。又从延安各机关、学校物色了一些曾经学过医、护、药、检的人员，将他们抽调到医院来工作。当时中央的领导人陈云、李富春、王首道等，对医院的筹建也给予大力支持、协助，陆续组织抽调了一批具有初、高中学历的女青年到医院担任护士。
　　姨姨和姨夫应该就是此时分别从陕西和山东奔赴延安的。二人同属中央卫生系统，后来结为夫妻。
　　1966年文革大串联，我和十一的同学们从上海、广州、贵阳、桂林到达西安，时已隆冬，同学们回家心切，都返回了北京。我却神差鬼使，孤身一个人去了延安。在西安，我巧遇了十一小学第一届的学生周江川大哥哥。他那时已经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老师，带领学生门徒步串联去延安。我乘坐解放军的大卡车到达延安后，凑巧又碰见他。周大哥告诉我，他到延安来，不是串联的，而是代表父母看望当年的房东老人，同时寻找1946年撤出延安时，留在老乡家的妹妹。我们两人到了枣园大队，找到了当年他家的老房东。周大哥恭恭敬敬地地给老人下跪，感谢老人当年的恩德。老人立刻喊出了大哥的小名“延生”，随后老泪纵横。
　　后来，我们去了公安局、派出所，城关镇，四处打听当年撤出延安时，解放军留下的孩子，最终没有找到线索。
　　回京后，周江川大哥曾请我去他家做客，见过他慈祥的二老，名字记不得了，应该是我党和军队卫生事业的创始人吧。
　　以后，我们失掉了联系。在网上查到，周江川：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专家门诊部主任，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临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攻中医外治法。以针灸为主，并有指针点穴，导引吐纳的特长。对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科疾病及各种颈肩腰腿痛、急性扭伤疗效显著。并对诸如便秘、失眠、呃逆、疲劳综合症、抑郁症、更年期综合症等亚健康病症有独到治法。周教授曾出访日本、泰国、法国、德国等国及港澳地区进行技术交流及医疗和讲学工作。
　　我猜想周江川大哥也应该是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之一。你现在还好吗？妹妹最终找到了吗？
　　补释二
　　洛杉矶托儿所：
　　1940年春天，“中央托儿所”在距离延安不远的兰家坪山坡上正式成立，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将领也纷纷把他们的孩子送来延安，名将子女多成为这个托儿所的一大特色。到l942年，托儿所从最初的6间窑洞扩大到20多间，“入托”的孩子也增加到几十个。
　　1942年，由于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双重封锁，延安的生活物资极其匮乏，“中央托儿所”也进入了“困难时期”。此时，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的名义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组织捐助到一批药品、玩具、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这些物资几经周转，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千里迢迢送到位于延安的中央托儿所，全部被用到了孩子们身上。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1946年，中国转入全面内战阶段，“洛杉矶托儿所”撤离延安，历经3年，途经三省一市、数十个村庄，在“飞机轰炸扫射，敌军围追堵截”的不利条件下，人背马驮，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四十几名工作人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把96个孩子安全的带到北京，没有丢失一个孩子，终于在1949年到达北京，进驻北京西直门外的万寿寺，改名“北京军委直属机关保育院”。1955年该托儿所更名为“万寿寺幼儿园”，1969年迁到北京黄寺被命名为“总政幼儿园”。1993年，“洛杉矶托儿所”在延安恢复，改称“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至今。
　　当年姨姨曹和静因为怀孕，没有随托儿所撤离延安，后随留守处进驻刚刚解放的西安，1950年调全国妇联，仍然负责妇幼保健工作。
　　苍天也许有所安排，就在姨去世前，她的孙子出生了。转眼到了入托的时候，家人硬着头皮去了总政幼儿园。一提曹和静的大名，上下肃然起敬，没有二话，立刻办理入托手续。
　　这是我们利用姨姨的名声和资历干的唯一的一件私事。只是那孩子又是一个淘气无边的家伙，每次闹事被通知家长，总免不了“曹和静的孙子应该……”。害的家长无地自容。
　　如今，这小子已经留学归来，成家立业。他和那些在延安长大的那些孩子们一起，应该可以告慰姨姨的在天之灵了。